《新闻极客》：为什么要在生育率上做文章？现在出现的人口问题与这个有关吗？
郭志刚：生育率上有一个出乎意料的急速和巨大的下降。1990年以前，生育率比较高，1990年普查还是2.3。之后，生育率迅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，而且还一路下降，越来越低。这就说明，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，跟以前很不一样。
我认为，进入90年代以后，人口转变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问题是我们对此没有反应，或者说政府和人口学家们反应太慢了。另外，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出生漏报问题确实挺严重，就形成一个说辞，生育率低是因为漏报，所以这事一直不被认真对待，一搁就搁了二十年。人口学者和官员都不是神仙，形成正确认识需要一个过程。但即使从提出这个问题到大家正式认可来看，花的时间是有点太长了。
惯性思维、经验之谈影响太大，总说从前做计划生育有漏报、瞒报，要将生育率调到主观上能接受的水平，再通过政府部门正式发布，权威性很大。其实，进入低生育时期，好多情况与以前不一样，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这种程度，好多变化是真的，不可能整个社会都在变，生育率一点不变。2000年以后，一部分人口学者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，当时就很严重很急迫，拖到今天就更严重更急迫。当时如果早一点开始解决，损失会更少一点。
新时期，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凸显，变成主要矛盾。今后主要风险不是总人口数超过15亿的红线，而是老龄化程度过于严重。由于以前计划生育的首要任务是控制人口增长，但既有的政策、观念、工作重点和范围已经不适应当前人口形势了。比如，老龄化有没有设一个红线？没有。也没有明确哪一个政府主管部门对此负责监测和管理。
人口政策调整不等于不要计划生育
《新闻极客》：你2011年发表文章说前20年政府发布的生育率过高，如果调整政策更早些，会是什么样的形势？
郭志刚：我2003年在会议上提出中国生育率很可能真的很低，2004年发表了论文。那时我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久，我知道这话说出来有人会不高兴，而且我也没太强的底气，能完全确定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。但如果这是个真问题，大家又都意识不到，本身就是大问题，况且我也尽可能做了很多研究，所以我就提了。其实，我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，在心里想了不止一年，不敢说，因为压力会很大。
2004年国家计生委进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，我当时提出的看法是希望大家做人口战略研究的同时，考虑下生育率过低也是个问题。总课题组没有接受，最后研究总报告的调子是稳定计划生育政策，即现行生育政策30年不动摇。
《新闻极客》：早走那一步，现在局势不会有特别大的转变，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。
郭志刚：对。2004年，20个国内顶尖的人口学者向中央和主管部门提交建议书，大家正经签字的，说现在应该调整生育政策，写了多方面的研究报告，提出了实施建议，要求开展相应的调研，搞一些试点。
《新闻极客》：既然有那么多顶尖学者进言，为什么最后没有改变呢？
郭志刚：这好像不应该问我吧。当时已经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，这些学者中很多人都直接参加这个研究，提出的建议是希望研究能体现一下这个思路，就是生育政策有必要调整。但没被接受，还要稳定30年不变。为什么要提30年不变呢？因为当时估计中国人口达到最大值在30年之后，就是2035年左右，说人口绝对数开始下降的时候咱再开始考虑调整政策。
这个研究争论挺热烈的，2006年计生委搞了一个全国计划生育调查，结果挺吓人，说最近两三年生育率严重反弹，估算出来2006年总和生育率是1.87。虽然政府一直都说1.8，但没有直接证据，现在冒出个1.87，还是实际调查的统计数字，那不是挺吓人嘛！于是计生委给中央打报告，中央就担心了，计划生育成果要付之东流，两三年之内就从1.5跳到1.87，所以中央当时做了第二个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，提出要“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” 。
主管部门大造舆论，说人口形势严峻，生育率反弹是现实风险。文件、报纸上都是这个，又是失控，又是回升，这种情况下谁还能谈调整政策？后来学者们搞明白了，生育率根本没有反弹。2009年第二个调整政策建议就出来了，参加签字的学者更多，呼吁更加急迫。
不是说不要计划生育，现在生两个，不还是在计划吗？让普遍生两个，老百姓高兴，能减少社会中独生子女家庭比例，宏观上缓解人口老龄化，对国家的人口发展走向正常化和均衡化有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某些部门别担心自己以后没事干，这么多工作要做，监测和缓解老龄化这块还没人做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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